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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穆

在近代中国，钱穆是一位传奇人物，他这一生只做两件事——读书与教书，但把每一件事都做到了极致，有人称他为“中国的最后一位国学大师”。他一生先后授课于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武汉大学、西南联大等高校，写下通史巨著《国史大纲》，在文化飘零的时代为国人留下一座通往中国文明与历史的桥梁。

钱穆一生在学术上拥有无数令人惊叹的成就，但他的成长路径却与大家想象的完全不同。钱穆并非书香门第，没有多少家学渊源，正相反，他从小家境贫苦，中学念到一半，学校就因为辛亥革命解散，始终没有机会念大学。用现在的话说，钱穆在青年时代，是一位货真价实被生活困住的“小镇青年”。

原生家庭的窘迫，被糟糕的时代打断的求学之路，充满变化的社会环境，这就是当时“小镇青年”钱穆面对的一切。但他却凭借着自己的“一根筋”，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，从江苏无锡的小乡村，一路走上了北京大学的讲台。

钱穆1895年出生，这一年，也是清朝遭受重大挫败和日本签下极度屈辱的《马关条约》的一年。出生不久后钱家家道中落，沦为赤贫，父亲去世后，他考入常州府中学堂。

1911年，他转入南京钟英中学。但钱穆在这里并没有顺利的拿到中学学位，因为撞上了辛亥革命，学校宣布解散，中学肄业成了他的最高学历。求学生涯受阻的钱穆“自此升学绝望，一意自读书”。当时，实际年龄只有17岁的钱穆，来到乡间小学任教，一路教过小学，教过初中，几乎把当时中国的基础教育教了个遍。

从1912年春天，到1922年秋天，十年间，钱穆奔波在乡村的讲台上，虽然没有继续学业，但他也没有停止学习。钱穆曾直言，其间虽有遗憾，未能进入大学深造，但他“虽居乡僻，未尝敢一日废学。”在这段时间里，钱穆勤勉自学，在学问和思想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。

钱穆治学的道路在别人看来，几乎是一条不可能，无法想象的道路。他没有家世，没有学校的导师提供资源，甚至连图书馆都没有。但他却敢一头扎进故纸堆里，钻研中国传统文化。他一生在战乱和动荡中治学，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宗旨。他对中国的光辉的过去怀有极大的敬意，同时也对中国的光辉的未来抱有极大的信心。他觉得这些“旧学问”值得做，则无论条件如何，无论手里的资源有多少，无论时代的风潮如何，他都只知道，这事，得一直做。

早年丰富的教学经验，也为钱穆后半生的教育事业埋下了种子。新亚书院是一个和钱穆分不开的名字，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之一。从新亚书院中，走出了学者余英时。新亚书院的办学理念及现实关怀，和钱穆毕生的治学心得息息相关。他与新亚书院的故事，也是了解钱穆其人的一个重要窗口。

1990年8月30日，钱穆在台北去世，今天是钱穆逝世三十三周年，就让我们借用钱穆眼中的自己，和他与新亚书院的故事，来纪念他。

创办新亚书院

新时代杂志社的编者，要我自述生平。其实我认为自己一生不论是求学或做人，都不足为训。换句话说，也就是没有甚么可以提供别人参考的。且以读书来说吧，我是一个自修苦学出身的人；因为幼年家境清寒，父亲很早去世，使我没有机会像一般青年人一样，由中学而大学，从师研究，或出国深造，我常劝勉青年朋友，非万不得已，仍然应当按部就班，完成正规的学校教育。

谈到做人，我是一个不好高骛远，不跨大步，脚踏实地的人。主张做人必须平淡、切实；言顾行，行顾言；知到哪里，行到哪里；今日知到此处，今日行到此处。在我的青年时代，正是满清末年，当时的一般父兄师长，通常是以诸葛亮、王阳明、曾文正，这三位道德、文章、事功兼备的人物，作为勖勉子弟们师法的楷模。我一径遵奉诸葛武侯的“谨慎”，王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”，曾文正的“扎硬寨，打死仗”，作为做人的格言，生平受他们三位先贤的影响最深。我既然承认自己是一个言行谨慎，并非不顾现实的人，一生只知道治学教书，过去从来没有实际参与过其他任何社会事业。既无资本，又无准备，怎样忽然会凭着赤手空拳，办起新亚书院来呢？

以我当时的情况，在香港要想办一所小学都不可能，居然要办一所大学性质的学校，简直像摸黑路一样的冒险，这不也是不足为训的事情吗？记得起初向当地香港教育司办理立案手续的时候，申请表格上有许多项目必须填报，例如老师们的待遇，我就填上每月支给港币八百元。

教育司的职员问我：“经费从哪里来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没有。”他又问：“既没有，为甚么要填这个具体的数目呢？”我说：“因为你们本地的官办小学，教员月薪都是这种待遇，而我邀请的老师，都是曾经在大学里教过十年二十年书的教授，我决不能把他们的待遇填得太少了。”对方又问：“万一他们知道了，来问你要钱呢？”我笑着答复说：“凡是知道我空手办学校的目的，而愿意来帮忙的朋友，就不会计较这些的。”

钱穆

“宁可失掉吃饭的工作，不愿失去求学机会”

我创办新亚的动机，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，见到许多流亡青年，到处彷徨，走投无路，又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台湾来；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，怎忍眼看他们失学。同时，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。虽然没有一点把握，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。起先是丝毫没有经济的凭藉，前来求学的流亡青年，十有九位都是只身在港，他们本人的衣食多无着落，进了学校，还要想法子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问题。

当时我们的免费学额，竟占了全部学生人数的百分之八十。我记得那些要求入学的流亡青年，他们之间有一句这样的话：“我们进教堂，只可以获得半天的安慰；我们进了新亚书院，好像重新得到了一个家，整个心灵获得了寄托和慰藉。”且随便举两个例子来证明那些学生们的苦学情况吧。我们现在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在校学生，他起初申请入学的时候，已经年过四十，是一位两腿带着六七处伤疤的退役军人，住在调景岭难民营，担任日夜轮流守卫的工作，有一点低微报酬，可以维持生活。为了想到新亚来读书，就向营方的负责人要求全部改调守夜的职务，竟没有得到允许。他说：“如果我的志向迁就了现实，一天也不能生活了；宁可失掉吃饭的工作，而决不愿失却求学的机会。”

后来他的难友们同情他这种刻苦好学的精神，有意成全他，就联合起来要求把各人的夜班都和他的日班互换，主管也感动地让步了。从此以后，他就夜间守卫，白天上课。自调景岭到学校，快步跑一趟要费两个小时，他每天在黎明前就动身，步行赶到学校上课，傍晚又忙着跑回去准备接班。后来，我觉得他如此奔忙也太辛苦，就将他安置在校内担任传达，作一名工读学生。因为英文根柢差一点，他现在还没有毕业。我们学校里原先是没有工役的，另外为了成全一个中学程度的青年，就让他在校内一面做工役，一面抽空随班旁听。他又利用晚间到一家相当大专程度的夜校上课，后来我又调他到图书馆工作。这个青年，他最近已经向加拿大的一所大学，申请准了奖学金，快要去留学了。

从上面所讲这两个小故事里，就可想象得到许多流亡青年，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，仍然不忘记求学上进。为了成全他们苦学的志向，起初只设有免费学额，后来则设有奖助学金额。蒙各方捐赠的奖助学金额，占有百分之六十左右，经常还有增加。

本院所聘的董事，早先都有一个默契，不忙着要求他们在经济上的帮助，只需他们的同情，作精神上的支持。起初两年，各方面的人士多半不敢公开支持我。捐款常是支付现钱，几百或一千的支票，也不敢签注受款人的名字，而且要求不要公布捐款人的姓名身份，为的是怕影响本身的安全。

“我是一个只适宜于闭门读书、上堂教课的人”

对于筹集经费，我总是尽力去设法；对于支配用途，我从来不擅作决定，做到绝对经济公开。学校之内，不论大事小事，都由公开的会议决定，少数服从多数，做到绝对意见公开，也可以说是做到了“教授治校”。

我们开始创办这所学校，自问对于教育宗旨方面，确实具有一番理想和抱负。我们鉴于整个世界动荡不安的局势，鉴于我们自身所承受的时代苦难，我们认为当前的大学教育，至少有两个目标应加注意：一、人类的文化价值。二、个人的生活理想。

要使前来求学的青年，对于这两项目标，都能深切感到它的重要性，而对这两项目标懂得追求，懂得探讨，懂得身体力行，懂得为此而献身。我们该知道，今天的中国人，正受尽磨折，历尽辛酸，陷在奋拔无从的深渊，中年老年人，多只随分挣扎。青年们则如迷途的羔羊，要在迷惘的路程上摸黑前进。

即就新亚学院的同学们来说，有些是生活在饥饿线的边缘上，有些是流亡的苦味永远占据心头，多半是今天过了不知道明天，这样处境的青年，若我们不能给与他们以一个正确而明朗的人生理想，那在青年们的内心，很可能泛起一些连他们也不自知的种种异样心情来。我们常认为，若非对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一肯定价值的认识，中国青年们终难找到他们的人生出路。反过来说，若使这一代的中国青年们，各自找不出他们的人生出路，所谓文化传统，将变成一个历史名词，会渐渐烟消云散。

中国文化有其五千年悠久传统，必有其极可宝贵的内在价值，我们应该促使中国青年，懂得爱护这一传统，懂得了解这一传统的内在价值，而能继续加以发扬光大。我们创办新亚书院的宗旨是：

本校创办，旨在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，并旁采西欧导师制度，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，沟通世界东西文化，为人类和平、世界幸福谋前途。本此旨趣，本院一切教育方针，务使学者切实瞭知，为学做人，同属一事。在私的方面，应知一切学问知识，全以如何对国家社会人类前途有切实之贡献为目标。惟有人文主义的教育，可以药近来教育风气专门为谋个人职业而求知识，以及博士式、学究式的为知识而求知识之狭义的目标之流弊。

本校一切课程，主在先重通识，再求专长，为学者先立一通博之基础，然后各就其才情所近，指导以进而修习各种专门知识与专门技术之途径与方法，务使学生真切认识自己之专门所长，在整个学术个人人生之地位与意义，以药近来大学对教育严格分院分系分科，直线上进、各不相关、支离破碎之流弊。

关于教学方面，则侧重训练学生以自学之精神与方法，于课堂讲授基本共同课程外，采用导师制，使学者各自认定一位至两位导师，在生活上密切联系，在精神上互相契洽，即以导师之全人格及其平生学问之整个体系，为学生作亲切之指导，务使学者在脱离学校进入社会以后，对于所习学业，仍继续有研求上进之兴趣与习惯，以药近来大学教育专尚讲堂授课、口耳传习、师生隔膜，以致学者专以学分与文凭为主要目标之流弊。

我们自知，我们所抱的教育宗旨是正确的，但也是很难实现的。但若不把握这个宗旨向前迈进，则种种物质上经济上的发展，将会失却它的意义，在香港社会上少去这一所学校和增多这一所学校，将会没有甚么分别。

自审才性，我是一个只适宜于闭门读书、上堂教课的人。从民国元年，我十七岁那年开始到小学教书，以及后来到北京大学、燕京大学、西南联大等校任教，一直到现在，先后几乎有五十年，没有离开过教书生活。除此之外，就是讲演和写作，在写作方面，陆续出版了三十种书，历年在各报纸杂志刊登的学术论文，还没有汇印出版的，约有一百万字左右。我对写作有一种习惯，就是喜欢亲笔写缮，早年而且全用工整的小楷。

我出生于民国前十七年（公元一八九五年），岁次乙未，照中国年龄计算法，应当是六十八岁了。先父在十六岁的时候，以第一名秀才入学，被目为神童，可惜身体虚弱，刚到中年就患肺病去世。当时我仅十二岁，我与长兄以及两个弟弟，在家无一亩之地无片瓦之屋的贫困情况下，由寡母劬劳抚育成人，而且都完成了中等教育。母亲毕生辛勤，全为了培育我们兄弟。直到七七事变后四年才去世，享寿七十六岁。我在家庭方面，承受母教的影响最大。

《九零后》

我的祖父、父亲、哥哥，都是在四十左右患肺病去世，而我如今已活过了六十八岁，身体精神都还算健康，这也许是和我一生规律而简单的生活有关。我除喜抽烟斗之外，别无其他不良嗜好。爱好接近自然，喜欢乡村环境，喜欢接近青年，五十年来的教学生涯，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天真活泼的青年人。

我虽然没有好好地从过师，却常接受先哲先贤的影响，除效法诸葛孔明一生谨慎，王阳明知行合一与曾文正的扎硬寨打死仗之外，我还喜欢《论语》里“笃信、好学、守死、善道”这八个字，我自青年时代就常以这八个字来反省、自勉。

“守死”使我在新亚困难的时候，决不逃遁；“笃信”使我深信中国一定有前途，使我一生从不曾放松这信念。还有：我在前清光绪年间读小学的时候，因为作文成绩特优，老师奖赏一本课外读物，我至今还记得书名是“自学篇”，由蒋百里先生从日文翻译过来的，其中记述了四十多位欧洲自学成功的名人小传，一篇篇刻苦勤学的奋斗故事，使我读了很受感动。不过我一直仍认为，青年人只要有可能进学校从师研究，还是循着正规教育的程序以求上进为好。

除非是万不得已，才采取自学的途径。因为在学校里，不仅可以有系统地研究各门课程，还可以与良师益友从切磋琢磨中，增进内心的修养，完成伟大的人格，奠定学业与事业的巩固基础，那比自学究竟要好得多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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